陶一桃院长应邀出席“‘一带一路’建设五周年与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端论坛”

+ 查看更多

      2019年1月10日-1月11日，“一带一路”建设五周年与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端论坛暨2019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智库联合体年会在南开大学举办。此次论坛由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研究中心主办。智库联合体成员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深圳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武汉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暨南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参加了此次论坛。

陶一桃教授围绕 “中国道路走出去的路径及其思考”作主题演讲

      高峰论坛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圳）研究院院长陶一桃教授进行了题为“中国道路走出去的路径及其思考”主题演讲。她认为：

      一带一路本身有两个大的问题要完成，一是区域共同繁荣，区域共同繁荣是我们提供的一个物品，另一个重要的公共物品是中国如何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提供发展中的解决方案，在输出资本和技术的同时应该把中国对发展中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同时输出出去，那就涉及到这个过程中的话语体系，学者以学术的话语体系把中国解决方案告诉给其他国家是最好的路径。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切入点，没有经济特区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没有经济特区就没有中国40年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以经济特区为切入点的开始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样的道路选择在中国是成功的。

      二是独立自主建立经济建设的经验，资本和技术本身不能创造价值，要有使资本和技术创造价值的思想和观念，它们才能成为创造财富的财富。经济特区不是目的，经济特区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不是建了特区经济就能发展起来，它伴随的是社会改革、观念更新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中国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诠释了发展经济学的集聚效应，在西方经济学中的集聚效应，特区是自然发展形成的一个政策高地并且建立在欠发达地区。而中国的经济高地是政策高地，它是建立经济长集，渐渐产生扩展效应，然后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所以从特区到自贸区再到大湾区。另外是涓滴效应，在国外表现为富裕的地方拿出一部分钱给贫穷的地方发展，而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我们之所以很好的解决了贫困问题，为世界解贫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涓滴效应，在中国不是一个发展后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个发展过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涓滴效应是作为政策被设定起来，先富带后富，所以中国社会才能发展起来。比如，国家战略梯度理论和反梯度理论，是内部开放到延边开放，而后从延边开放再逐渐推动对外开放。

      陶一桃教授强调，中国进行的是一个至上而下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中央政府是制度变迁的发起者执行者，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权力保护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第二权力保证了稀缺资源的集中使用，稀缺资源干大事。第三不断用自身权力来剥夺自身权力的过程，这就要求政府是自我革命的政府，是一个不断学习的政府，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一旦确立必然推动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道路和华盛顿共识不同，中国道路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国情，中国道路的成功，在其他国家是否能成功是一个问题，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作为一个人类发展的不变规律，每个国家都面临相同的问题。比如，未老先衰，未富先老。那么国与国之间的经验是可以借鉴，适合自己的道路才是最好的道路，而中国道路以学术的话语体系走出去，将丰富进一步完善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带一路”建设五周年与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端论坛与会嘉宾合影

论坛现场

      来自10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13位专家学者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传播、信息安全、人才培养、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等领域就“一带一路”建设与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精彩演讲。